直播到一半，催债电话打进来了。
“我知道，我知道”，蛋总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无奈，“我尽量凑了先还一些”。对方挂断电话后，蛋总不好意思地看向镜头，脸上带着一丝窘迫。
直播间里上千人在线，弹幕飞速滚动：“催债电话打上门了”“到底欠了多少啊？”“不会是高利贷吧？”“蛋总挺住”。
蛋总挤出一个勉强的微笑，迅速调整状态：“没事家人们，新来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哈”。他清了清嗓子，此时已经在天桥上连续直播了近5个小时，天桥上的热风裹挟着汽车噪音扑面而来，直播间的弹幕不断冲刷着他的感官，而身旁的露营车上，还剩5瓶杨枝甘露没卖出去。
“今天做了21瓶，卖了16瓶，赚了不到100块钱”。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是命运给他的巨大落差——巅峰时期，他的个人资产曾达到2000万元，而如今，人到中年，公司解散，负债300万，只能靠摆摊直播艰难重启人生。
他是蛋总，18年前从农村来到深圳，在大厂辗转6年，后来成为一家游戏公司的创始人，创业12年，尝尽巅峰荣耀，也历经破产低谷。如今，他自学直播摆摊，被城管到处驱赶，却始终没有放弃，准备从地摊起步，一点点扛起债务，重启自己的人生。
以下是他的自述。
从月薪几千的程序员，到2000万身家的老板
我今年40岁，来自广西贵港农村的一个普通人家。2004年，我考上重庆一所一本大学，本科毕业后，我校招进了比亚迪，终于来到了传说中“遍地是机会”的深圳，做系统开发。
当时的工资只有几千块，但我心里满是热情。那时候的深圳，到处都充满了奋斗的气息，我坚信，只要肯努力，总有出头之日。
两年后，因为薪资上涨幅度不大，我跳槽去了华为，薪资一下子涨了不少。可真正进去后才发现，那里的工作氛围比想象中压抑，并不适合我——尽管现在，华为已经成了很多程序员挤破头都想进的大厂。一年半后，我还是选择了离开。
之后的几年，我靠跳槽涨薪，先后做过移动端视频、ToB业务，慢慢积累了行业经验和人脉。直到2012年，智能手机普及，网速加快，流量也变得便宜，人们突然有了大把的碎片时间需要填满，游戏行业顺势成为风口，大家都说，做游戏就是躺着赚钱。
于是，我跳槽去了一家做手游的小公司做开发。可当时的老板不太懂游戏项目，凡事都要跟着他的指挥走，项目很自然地黄了，投资人也决定停止投资止损。
谁也没想到，这次失败，却误打误撞成了我创业的起点，甚至可以说是“被动”创业。投资人虽然不再投资我的老东家，但觉得我们这个研发团队有实力，决定直接投资我们。就这样，我和团队的几个同事成为合伙人，我成了这支有策划、开发、美术人员的游戏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正式踏上了创业之路。
2014年之后，智能手机发展得越来越快，手机性能不断提升，但流量（曝光量、推荐量等）依然是稀缺资源。我们团队当时敏锐地抓住了流量的风口，成了“洗流量”的专家——只要游戏的名字起得有噱头，梗玩得溜，就能在平台上吸引很多自然流量，我们制作的游戏也因此获得了不少流水。
我们做过一个叫《肥皂大作战》的游戏，靠着“捡肥皂”的热门梗，在TapTap（一个知名游戏社区）上冲到了几十万下载量，小赚了一笔。后来，我发现当时市场上恐怖类游戏还很少，于是和团队摸索出恐怖解谜的赛道，推出的《山村老屋》系列彻底火了，全平台下载量达到六七千万。
那是2019年，公司正处于上升期。我每天都在招人，团队从十几个人扩充到三十几个，办公室也从宝安搬到了南山，月租从一万涨到六万。我们公司在游戏界也越来越有知名度，我每天都充满干劲，觉得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2020年，字节跳动找上了我们，希望合作开发一个知名IP的定制游戏。那段时间，我们全身心投入研发，半年时间，光是研发成本就投入了一百多万。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款游戏的流水最终跑出了一个亿，我们分到了一千多万的纯利润。
钱到账那天，我在办公室坐到很晚。看着银行短信里的数字，觉得这些年所有的辛苦都值了，也坚信我们公司在做游戏这方面，真的有实力。
公司最风光的时候，有近100名员工，我们在南山租了宽敞的大办公室，月租近20万，每个月仅仅是房租和员工薪资支出，就有200万左右。我们不仅继续开发各种休闲游戏，还接到了其他大厂的合作邀请，生意蒸蒸日上，我个人账上的资产也达到了2000万。
那时候，我接电话，听到的都是“蛋总，有个项目想找您聊聊”“蛋总，方便出来喝个茶吗”。我的微信里加了无数老板、投资人、发行商，每天消息回不完，饭局排到周末。
那时候的我，大概就是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农村出身，高校毕业，大厂待过，创业成功，在深圳当公司老板，有房有事业。
我想，是时候给家人一个安稳的家了。于是，我在宝安买了一套总价一千万的房子，花了一百万装修，首付650万，贷款350万，月供两万。我以为，这只是我人生辉煌的开始，却没想过，这已是最后的狂欢，风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转向。
破产前的漫长黑夜
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21年9月，网络游戏新规出台。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这项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防沉迷规定，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提供1小时服务，同时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
对我们这种做休闲游戏的公司来说，这几乎是灭顶之灾。虽说政策主要针对未成年人，但对成年人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花钱买流量把游戏推上广告，就是为了让用户随手点开就能玩，结果现在要求他们输入身份证，哪怕是成年人，也会觉得麻烦、不耐烦，立马就退出游戏。
结果就是，我们推流的成本一分没降，流量却断崖式下跌，公司收入也因此直接腰斩。
更致命的是，大厂开始“向下竞争”，头部效应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这些小企业的处境，变得愈发艰难。
以前，互联网大厂看不上休闲游戏，觉得流水小、没技术含量，微信小游戏的前五十榜单上，有很多是我们这样的小企业，大家百花齐放，各凭本事。但2021年后，他们发现大制作研发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休闲游戏市场也有不小的利润空间，便转头杀了进来。
他们用顶级人才、巨额资金进行降维打击：一个玩法，我们小公司五个人做半年，他们派五十个人做，可能只要三个月。他们的员工都是985出身，薪资高、能力强、创意好，美术比我们精致，系统比我们完善，推广预算甚至比我们公司全年的流水还高。
渐渐地，游戏榜单上几乎都是互联网大厂的游戏，我身边很多做游戏的同行都陆续倒闭了，实在撑不下去。现在大家都在说游戏出海，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国内太卷了。刚开始，海外游戏市场没那么卷，可自从大家都扎堆出海后，海外市场也变得卷了起来，我们连最后的退路都快没了。
为了自救，我做了一个最愚蠢的决定——跨行做实体。
2022年，“U剪”这种互联网式的理发店遍地开花，我以为发现了新大陆，觉得实体行业有搞头。于是，我花了一百万收购了一家采耳店品牌，从四家店快速扩张到十几家，扩张和组建运营团队花了五六百万，还专门组建团队开发线上系统，又砸了一百多万。
可我没想到，开一家公司和开十家店完全是两码事。人员管理不善、供应链混乱、品控不到位、加上疫情影响……每一个坑，都让我摔得头破血流。钱像水一样流走，连一点声响都听不见，却没看到任何回报。
与此同时，游戏业务持续入不敷出。账上的钱，每个月都要用来支付办公室房租和员工薪资，很快就烧完了。我开始借网贷，先是以公司名义，后来又以个人名义，因为征信好、额度高，我陆续借来了几百万。那段时间，我不敢给自己发工资，但员工的工资必须发——那些跟了我七八年的老员工，我不能眼巴巴看着他们白干活。
我就这样陷入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这个平台的贷款到期，就从另一个平台借来还。我不敢告诉妻子公司的真实状况，只说最近经营一般，每个月一万六的房贷，也是我用新的贷款还的。
后来，几个老员工私下找我，说可以先不领工资，等公司缓过来再补。我摇了摇头，告诉他们别这样，他们也有家要养，有房贷要还，我不能让他们跟着我受苦。
2026年初，我终究还是撑不下去了，解散了公司，还欠下了员工一百多万的薪资。我知道，我欠他们的，不止是钱，还有多年的信任和陪伴。
妻子是在接到催债公司的紧急联系人电话后，才知道我已经落到了这般境地。她又气又急，生气我的隐瞒，担心房子被收回，焦虑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连着很多天不理我。
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深深的消沉和焦虑中。手机里十几个网贷APP的待还金额加起来近300万，还有近350万的房贷，像两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头顶。我白天在女儿面前强装正常，不敢把负能量带给家人，晚上却只能睡两个小时，醒来后就睁眼到天亮，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反复复盘每个错误的决策：如果当时不跨行做采耳？如果早点转型做其他业务？如果……
可是，没有如果。人生没有回头路，只能硬着头皮，重新开始。
重启，从天桥上摆摊开始
让我重新看到一点希望的转机，来自抖音。
我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视频，配文写道：“深圳做游戏创业12年，公司黄了，团队解散，人到中年，负债前行。打工不现实，创业不敢再试，想去摆摊，又怕没生意，怕丢人，怕输不起。在这座城市，还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想站起来，却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
没想到，这条视频的播放量意外破万，有几百人在评论区给我出主意，推荐摆摊做自媒体的案例，还有人鼓励我“从头再来，不算晚”。
我也刷到了很多相似的故事：工地卖10元卤肉饭的“飞哥”，一场直播10万人在线；还有很多“大厂失业”“设计师转行”的人，都在摆摊谋生，靠自媒体逆袭。
我突然被击中了。既然互联网大厂可以“向下竞争”，碾压我们这些小游戏公司，那我为什么不能“向下竞争”，用自己的反差感，去跟天桥上的摊贩竞争？
我决定自学做杨枝甘露。买了蒙牛的牛奶、椰树牌的椰汁，去南山农批挑选新鲜的芒果和柚子，在家一遍遍试做，直到做出满意的口味。然后装在露营车上，拉去天桥摆摊，大瓶卖10元，小瓶卖7元，货真价实，利润对半，我想先把口碑打出来。
摆摊的同时，我开启了直播。在深大北天桥上，我以科技园为背景，打上“破产游戏公司老板，转行摆摊”的标题，留住那些想看热闹的人。从深大北天桥望过去，能看到我曾经奋斗过的地方，这里不仅能给我带来话题流量，也能让我有一种重回故地的归属感，仿佛还能呼吸到当初奋斗的气息。
图释：蛋总在摆摊和直播
直播间里，有人打趣我的头发又少又白，像50多岁；有人说我做游戏害人，破产是活该；也有人质疑我骗人，说直播背景是AI生成的。这些话，我通通一笑而过，不反驳，也不辩解。
让我感动的是，直播间里有很多忠实粉丝，一直默默为我说话，替我反驳那些恶意评论。我知道，我想靠自媒体赚钱，甚至需要这种“微对抗”来加热直播间氛围，吸引更多人关注。
大家好像都对我的破产故事很感兴趣，我就和他们聊创业的起起落落，聊各行各业的发展，有人问我孩子的发展前景，有人问我被裁员了该怎么办，还有人问我摆摊能不能做副业，很多人愿意把自己的烦恼倾诉给我，我也尽自己所能，给他们一些建议。
图释：蛋总的直播收入
我现在每天做20～30瓶杨枝甘露，花五六个小时，从最晒的中午卖到天黑，被城管驱赶过数次，每次都只能拉着露营车，重新找摆摊的地方。我不断试错，寻找人流量高的位置，学习怎么和粉丝互动，让更多人看到我、光顾我的小摊。有粉丝说，从第一天直播看到现在，我的状态越来越好了，眼神里也重新有了光。
我从一个不善言辞的理工男，慢慢变成了熟练说“家人们”“点点赞”的“蛋总”；从管理近百人的公司老板，变成了会为“直播在线破千”而高兴的个体户。这种转变，虽然艰难，却让我变得更踏实、更坚韧。
妻子私下在直播间里看到了我的窘迫和汗水，也看到了我的努力，现在偶尔会给我出主意：“你直播那个背景，要不要换到软件产业基地那边？那边楼更好看，流量可能也更多。”
我知道，她接受了。不是接受我的失败，而是接受了我这种笨拙的、缓慢的、一步一步向前走的姿态。
有一次，女儿的同学来买杨枝甘露，用儿童手表支付失败，急得快哭了。我笑着说：“没事，明天你把钱给我女儿就行，不用急。”第二天，女儿把十块钱纸币得意地交给我，在她单纯的世界里，爸爸只是换了一份“很多人来看”的、有点酷的工作，她不知道什么是负债，什么是失败，只知道爸爸在努力做事。
我的舅妈、姨妈也经常来直播间支持我，以前的老员工、同行，也会时不时出现在直播间，给我加油打气，说“蛋总，我们相信你能重新站起来”。
图释：蛋总的直播间
债务依然庞大，前路依然模糊，我知道，还清所有欠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现在，我的日子被切割成了具体的事项，债务也被分成了一杯一杯的杨枝甘露：今天进几斤芒果，明天去哪摆摊不会被赶，直播间怎么回应才能带来更多互动，怎么才能多卖几瓶杨枝甘露。
我终于能踏实地睡着了，不再被焦虑和迷茫裹挟，因为我在脚踏实地地背起自己的人生，所有的迷茫和焦虑，都为奋斗让道。
这期间，也有人给我提供其他的机会：一个教培机构的负责人让我去当兼职老师，给对游戏感兴趣的小学生做培训；有朋友找我审核游戏项目书，给我发了188元红包；还有人想让我去他们公司当管理，给我开出了不错的薪资。
直播间里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重新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包括我的妻子，也劝我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不用这么辛苦。但我不甘心。游戏业内大家基本上都熟识，我再重新去打工，薪资最多开到一万多，那便是我的上限了。
可我现在自己创业，没有上限。现在我的粉丝一直在逐步上涨，很多附近的粉丝，刷到直播间后，会专门过来光顾我的小摊，这份认可，比任何薪资都让我有动力。
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游戏公司老板，虽然大家还习惯叫我“蛋总，但我现在，只是天桥上卖杨枝甘露、头发有点白的大叔。我的利润，按“杯”计算；我的事业，建立在脚下这一平方米的水泥地上，和手机屏幕里那一千个虚拟的在线人数上。
这次人生重启，虽然缓慢，虽然艰难，但我知道，它不再轻易崩溃。明天，也许我会在另一个天桥摆摊，也许会在另一个更漂亮的背景前直播，但无论在哪里，我都会一步一个脚印，欠下的债务，我会一杯一杯地还，失去的一切，我会一点一点地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