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档热门电影《南京照相馆》豆瓣评分8.6，影片通过日军随军摄影师伊藤秀夫为冲洗彰显军威照片找到南京吉祥照相馆，市民因洗照片逃过一劫，进而展现日军泯灭人性的恶行，给观众带来强烈心灵震撼。这部电影也引发了对历史罪行清算问题的思考，历史上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都充满艰难与复杂。

战后审判：正义的艰难追寻

奥斯维辛审判的困境

1963 - 1965年法兰克福开庭审理奥斯维辛审判，这一审判成为西德试图“应对和面对历史”的象征，引起了媒体关注和舆论辩论，确立了纳粹大屠杀的重要地位。但从司法清算角度看，它存在诸多问题。
 • 集体暴力系统审判困难：当国家启动并支持集体暴力系统，吸纳普通人参与时，以个体罪责的司法类别进行审判困难重重，西德司法体系还强调“卑劣的动机”或者“无度的”残暴，更增加了审判难度。

 • 被告选择与责任推诿：审判检察官挑选被告时虽考虑职业角色和展现行凶者残忍虐待，但被告认为自己不具有个人能动性，不应对行为负责，只是遵从命令，不服从会有可怕命运。

 • 证人遭遇与辩护策略：许多证人遭到辩护律师汉斯·拉特恩泽尔恶劣对待，他因证人无法回忆准确日期和时间暗示证人是骗子，辩护阶段又试图将被告说成“希特勒的受害者”。

 • 审判结果与正义差距：审判最终20名被告中，6人被判终身监禁，10人刑期在3.5年到14年不等，1名未成年被告按相关规定判罚，3人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因西德废除死刑无死刑判决，且与运作奥斯维辛所需人员相比，被判有罪人数极少，离追寻的正义相去甚远。

纳粹审判的整体问题

《大清算》全面展示了纳粹审判暧昧、含混的一面，打破了“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神话。在这场审判中，“正义”概念具有弹性，各战胜国在不同阶段、不同对象上施予的“正义”不同，一些罪孽深重的人被放过，一些人受到过度惩罚，审判演变成掺杂政治纠葛、利益交换的复杂博弈。

补偿不公：受害者难以得到公正对待

补偿的艰难与不平等

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和赔偿是司法的重要部分，但这一过程也充满问题。当受害者提出补偿诉求遭拒，或补偿金额低到侮辱人时，不公正感凸显。幸存者争取赔偿面临重重障碍，官方委任分发补偿金的人可能与前政府关系密切。
 • 不同国家的不作为：民主德国将国家社会主义阐释为“法西斯主义”，不愿承认国家对“补偿”负有责任；苏联首要关切是获得战争赔款重建经济，从东德抽调材料等；奥地利不愿为受害者提供赔偿，构建全新民族身份，与所谓被纳入大德意志帝国的往事拉开距离。

 • 受害者群体的差异对待：纳粹主义“罪行”在法理上被局限，有资格要求赔偿的潜在受害者总人数受限。如汉斯·弗兰肯塔尔和弟弟恩斯特虽做过奴隶劳工，但只收到少量赔偿金，补偿不了他们的诸多损失。被视为“反社会人士”或“罪犯”的群体，如罗姆人和辛提人，战后德国反吉卜赛政策仍生效，官方认为他们本质为非作歹。

赔偿方案的局限

东西两德统一后，德国企业面临国际压力作出调整。1998年美国人发起集体诉讼，1999 - 2000年“铭记、责任和未来”基金会成立，德国政府和企业通过该基金会达成补偿协议。但这一方案有诸多限制条件，如搁置所有诉讼案件、个人诉讼不予立案。且超过五分之三的资金来自12家企业，约四分之一企业资助金额低，只是象征性款项。德国政府和产业联合开发责任说辞，无人公开承认法律责任，对在世幸存者的象征性赔偿未精准解决问题，进展虽有但不全面完整。

清算过去：法庭之外的漫长历程

清算过去是一个庞大的故事，审判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们解决罪责问题更多精力用在私密空间，如家人、朋友和邻里讨论，回忆录和日记个人记述中。与法庭判决的清晰和一锤定音不同，私下较量缺乏明确目标，是一个始终变动不居的过程。这表明历史的罪孽清算是一个复杂、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法庭外，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